一開學術會議，男博士們都在研究課題，女博士則聊多大生小孩，痛訴“血淚史”。但在科研壓力下，陳盈不敢輕易生孩子。“如果各方面條件具備了，孩子是個寶貝；如果生活都沒理順，那就是個累贅。”
她也深感孩子的世界可能出生就注定了不一樣。有個師兄，從山溝溝里考出來，他當年落榜多次，但不停地考、不停地考，相信知識能改變命運。最終上了大學，通過努力同樣能夠趕上城里人。
等到師兄有了孩子，才發(fā)現(xiàn)，他的孩子和老家的孩子早已是兩個世界的人了。“那個世界跟你隔著，怎么趕都趕不上。”作為大學教授，他的女兒剛上幼兒園已經能把希臘神話講得非常順溜，接觸到的世界決非一個父母不在身邊的留守兒童能比。
“以前，貧寒家的子弟可以通過勤奮彌補的差距，現(xiàn)在再也彌補不上了。”
如今，陳盈的人生進度條在穩(wěn)步向前推進。她最終幸運地進了一所985高校教書，也早早地與自己的大學同學結了婚，雖然她要因此將生活掰成兩半，四天放在天津，三天留給北京，并且承擔著巨大的科研壓力——六年內如果評不上副高職稱就要走人。
她不知不覺地已經走入了社會的系統(tǒng)，人們注重回報，關心現(xiàn)實利益。很多學生會下課跟她套近乎，他們看起來聰明、自信、見多識廣，高中就開始讀海德格爾，讀康德，拿著蘋果手機在課上咔咔拍PPT，下課后給老師寫郵件報姓名和學號，說自己要出國讀書，希望老師給個高分數(shù)。
“我收到過很多說自己要出國的郵件，卻只有一個家庭貧困的學生找我，并不是要高分，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分數(shù)。他想要獎學金，其他成績都很好，如果這一門也考得好，就能安心地回家過年了。”
房子外的精神空間
本科的時候，“未來”對陳盈來說還是個充滿誘惑力的字眼，她幻想著自己以后將在外企上班，住在離工作地點很近的公寓，節(jié)奏快，壓力大，報酬高，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啪嗒啪嗒，雷厲風行。
現(xiàn)在，有時下課晚了，陳盈在7-11便利店買個便當，走在無人的小路上，忍不住問自己，為什么這么多年過去了，總要咬牙頂住呢？就像一個被拉得疲憊不堪的松緊帶。從小地方到大學，需要繃，碩士時，繼續(xù)繃，繃到博士畢業(yè)，進了高校，還要繃。
“我為房子魔怔，不是我很想在北京買房，而是我這根弦要斷了，為什么不能讓我有個歇腳的地方？”沮喪至極的時候，她也會想“我這樣的家庭條件，是不是不該買房。”
她曾努力克服買房的焦慮，用前輩的故事激勵自己。讀本科時，學校有位敦煌學泰斗，沒有宿舍，他就住在夫人的宿舍里。夫人是教音樂的老師，每天很多人來唱歌彈琴，他在旁邊支個小桌子寫字，鋼筆的頭裂了一個口，歪到一邊去了，他用手撥回來，接著寫。
“我有時覺得，中學時候老師、家長灌輸給我們的三觀有問題，把人的成功具體化成很多標準，比如在哪里工作，收入多少，有房有車，但其實成功應該有很多不一樣的定義吧？”
陳盈的導師說，雖然現(xiàn)在買不起大房子，但做學術的好處是“心中自有歡喜事。”
“在專業(yè)上，提出獨到的有價值的看法，推陳出新，即便大冬天窩在被子里讀書也開心。”這是屬于陳盈的快樂。她在書里看到更寬廣的世界，遠比繁華的北京大得多。
“一百年前的女性還在裹著小腳，而我已經能夠在大學課堂上講課了。”陳盈說，有的同學喜歡天文學，把得失放到浩渺的宇宙，放在永恒的時間和空間里，渺小得不值一提。
她身邊，身居陋室，但“心中自有歡喜事”的例子不少。陳盈的閨蜜兩口子，住在一個大開間，局促狹窄，每天晚上老婆開燈加班都讓老公睡不好覺。有一年冬天，老公看到窗外的落葉很美，就收集了一把放在家里，老婆開玩笑說，“我們家又少了一平方米。”
他們喜歡在晚上繞著故宮騎自行車，說角樓很美，地下通道的坡度剛剛好的舒適。后來他們又買了電動車，為了在秋天陽光好的時候，帶著籃子去野餐。他們很早之前就搖到了號買了車，卻因為堵車很少開出去。
父母想讓他們攢錢換更大的房子，他們卻更愿意花錢買老式的手搖放映機看電影。陳盈說，現(xiàn)在有很多人喜歡到熱門的“文藝圣地”拍照，營造一種自己是文藝青年的錯覺。閨蜜兩口子衣著普通，老公是典型的理工男打扮，他們不會把放映機和野餐發(fā)到朋友圈來讓大家點贊，只有三五個密友知道他們的興趣愛好。“是骨子里的文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