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華松教授的生活和蔣華松副教授沒有什么差別。
他依然站在講臺上給本科生講高數(shù)，板書把四塊黑板填得滿滿當當，運算原理推上去，解題步驟緊接著出現(xiàn);左手擦掉例題和講解，右手開始寫拓展的知識點。
課講得好、邏輯清晰，是他最為學生稱道的。
今年三月，蔣華松所在的南京林業(yè)大學出臺了職稱評審新政策：在對“教學專長型”老師進行職稱評聘時，不再以發(fā)表論文數(shù)量作為考核內容，而是將教學業(yè)績取代科研業(yè)績，重點考查其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yǎng)的成績。三個月的評選結束后，蔣華松成為校內憑借“教學專長”晉升教授的第一人。
實至名歸的感嘆和祝賀如約而至，但壓力和爭議也沒有缺席，當原有的職稱評審體系被打開新的出口，人們在希望和憂慮中尋求盡可能公正而可持續(xù)的路徑。
“華松上課有三寶”
“解這一類題目就像蓋房子，不就是把磚摞在一起嗎?看著容易，做起來難，很容易把墻砌歪了。”200余人的階梯教室里，54歲的蔣華松站在講臺上。他個子不高，微胖，一副黑色眼鏡架在鼻梁上，彎著眼睛笑。
窗外的金陵城迎來了它最熱的季節(jié)，蟬趴在茂密的洋槐、香樟或是鵝掌楸上，拼了命地叫。暑假開始了，只有做實驗、考研的學子留在校園里。時下蔣華松正在講解的，就是考研高數(shù)的知識，PPT上展示著例題，數(shù)列從1到N，顯得冗長又復雜。
“看別人蓋一萬次房也沒有用，一定要自己動手構造。”蔣華松說。他寫字極快，往往語音剛落，板書就寫完了;一邊將寫滿字的黑板推到上面，一邊又在空白的黑板上列出了例題;四塊黑板全都寫滿后，又迅速擦掉主干之外的信息，填充進新的知識點。
X、Y、N……蔣華松習慣將字母讀音向上挑，講起課聲音抑揚頓挫，新的問題不停地拋出，講臺下的年輕學子捏著筆，給出齊整的回應。
三個小時的課程，中途只休息了一次，蔣華松端起墨綠色的保溫杯喝了口水。據(jù)說，學生們中流傳著一句話，華松上課有三寶：案例、板書、喝水少。
會計學專業(yè)的小周今年讀大二，一年前，蔣華松擔任她的高數(shù)課老師。早有耳聞這位蔣老師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北大數(shù)學系的高材生，小周在課程開始前滿懷期待。
第一堂課的鈴聲響起，蔣華松背著一個雙肩包進了教室，POLO衫，黑褲子，“很樸素的感覺，可以說其貌不揚吧，和想象中的匹配不上。”回憶起來小周忍不住笑，“班里男生開玩笑叫他‘翻版曾志偉’。”
蔣華松生活照。受訪者供圖
在小周眼里，數(shù)學是一門“很枯燥”的學科，高中時，為了應對高考，數(shù)學變成了單純地做題，“只要把題目做對，一切都萬事大吉，過分地在意結果。”久而久之，“聽著聽著就想睡覺”。到了大學，數(shù)學專業(yè)的人在她眼里“好像非人類，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無法自拔”。
沒想到蔣華松的高數(shù)課讓她喜歡起這門很枯燥的學科。“蔣老師很重視逆向思維的培養(yǎng)，而不只是機械化的做題目，他會引導你思考，去享受數(shù)學的魅力所在。那種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開辟出新天地的感覺，讓人特別有成就感。”她覺得，高中時的數(shù)學課就像是老師把燒好的飯菜源源不斷送到嘴邊，而到了大學，遇到蔣華松，才真的學會自己尋找食材，并且燒出讓人滿意的菜。
她回憶，蔣華松在課堂上從來不會突擊點名讓學生回答問題，也很少離開講臺到教室里巡視，“他根本沒有必要做這些，因為他的人格魅力足夠吸引學生去聽課，而不是去看手機。”
從第三堂課起，自稱“學渣”的小周開始在高數(shù)課上“搶位置”，早早地到教室搶占第一排。
“和他們在一起很好”
任教近30年，蔣華松經(jīng)常想起自己的大學時代。
1982年，他考入北大數(shù)學系。動蕩結束后的中國，正迎來科學的春天，年輕學子就像干癟的海綿進入大海，渴望而迅猛地吸收新知。
那時候，大學就像一個“獨立的王國”，學生們可以幾個月不出校門，除了學習還是學習。數(shù)學之外，蔣華松還看了大量歷史、地理書刊。
德國總統(tǒng)在校園里和學生擦肩而過都沒什么稀奇的，院士們騎著破自行車就來上班太常見了。老師們好像也“完全不考慮生活”，幾乎全部時間都待在校園里，答疑，甚至時不時到學生宿舍里走訪。
1986年，蔣華松大學畢業(yè)。在當時，全系只有一百多個畢業(yè)生，“幾乎想去哪工作就能去哪”，他想留在北京，但父母堅持讓他回到故鄉(xiāng)江蘇。
蔣華松拿著南京地圖，挑離火車站最近的高校，南京林業(yè)大學，就是它了。“當時腦子里想著，我就是過渡一下，過幾年就走了。”
帶著隨時準備離開的想法留了下來。那時候，應屆生不能立刻走上講臺，整整5年時間，蔣華松跟在南林大老教師后面學習如何當好老師、如何講好課，“聽不同老師的課，看他們改過的作業(yè)，做一些教輔工作。”直到1991年，蔣華松正式站上講臺。
南京林業(yè)大學，蔣華松在這里工作了三十余年。新京報記者王雙興攝
變化發(fā)生在成為教師的第八年。從1999年起，發(fā)展高等教育成為共識，中國高等教育開始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過渡，到2005年，高校招生人數(shù)達到530萬。
不過，招生人數(shù)多了，精英化時期的教學質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打了折扣。老師無法顧及每個學生的學習效果，批改作業(yè)的壓力因為數(shù)量增加而增加，師生交流、互動機會減少……
到如今，南林大一年招收新生能達到6000人，和蔣華松剛剛任教時相比，翻了幾十倍。不過，他依然堅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教育方式。
以前，老師們有足夠的時間批改每一份學生作業(yè);后來，學生數(shù)量增加，學校對老師批改作業(yè)量的要求降低到50%。但蔣華松至今依然堅持批改完所有作業(yè)，作為基礎課老師，他的學生數(shù)量常常達到上百人。
以前，數(shù)學系規(guī)定每周不得超過21節(jié)課，給學生留出足夠的自主學習時間;后來，學生的課業(yè)任務越來越重，獨立思考變得越來越奢侈。蔣華松便不停地在課堂上重復：數(shù)學不只是做題，更重要的是思考，“張益唐不就是在散步時想到了數(shù)學問題的解決辦法?”
以前，老師們有足夠的精力關注到每一個學生;后來，大家聚在一起探討數(shù)學問題的氛圍消失了，師生互動和面對面答疑的機會都越來越少。于是，蔣華松給每一門課程建立QQ群，創(chuàng)造線上的討論空間。
曾經(jīng)打算“過幾年就走”的蔣華松在這所離火車站最近的高校待了三十余年，“和學生接觸多了，慢慢覺得和他們在一起很好，把他們教會也很好，特別是當他們不喜歡數(shù)學的時候，能讓他們喜歡數(shù)學，我也覺得特別好。”
12年一直是“副教授”
今年剛剛畢業(yè)的趙成杰是土木工程專業(yè)的學生，以前總覺得數(shù)學“沒什么用，考試過關就可以丟掉了”，但最近在看研究生導師推薦的專業(yè)書籍和文獻時發(fā)現(xiàn)，許多知識建立在數(shù)學知識點的基礎上，他有些后悔曾經(jīng)的課堂上沒有足夠認真。
不過，讓他覺得慶幸的是，從蔣華松那里習得的思維方式?jīng)]有在畢業(yè)后“還給”老師，那些分析問題的邏輯讓他至今受用。
也有很多學生因為蔣華松喜歡上數(shù)學。在過去的時間里，有化學院學生跨專業(yè)考統(tǒng)計學的研究生，也有人從經(jīng)管專業(yè)考去數(shù)學系，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甚至在蔣華松的記憶力沒留下什么印象，但因為蔣華松，潛移默化中愛上數(shù)學，進而轉向了另一條成長賽道。
不過，雖然在師生中有極高的口碑，但在職稱評審中，蔣華松始終難以“更上一層樓”，在畢業(yè)后的33年時間里，有12年他的職稱始終停留在“副教授”。
蔣華松的高數(shù)課堂。新京報記者王雙興攝
南林大人事處處長閔永軍介紹，在過去，科研是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的重要指標，發(fā)表論文是主要的考核內容。人事處副處長韓建剛說，當下各種各樣的高校排名也大多以科研為主，久而久之，在這樣的指揮棒下，重科研、輕教學現(xiàn)象變得并不罕見，諸如“講課是良心活兒”、“教得好不如寫得好”、“科研是自留地，教學是公家田”等說法也在高校里流傳。
在這樣的評審體系下，和蔣華松一樣的基礎課老師不占優(yōu)勢。
蔣華松說，基礎課老師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需要承擔較多的教學任務，這占據(jù)了一位老師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很少再有余暇鉆研科研。
另外，科研需要環(huán)境和氛圍，專業(yè)課老師進入高校后便有機會跟隨團隊一起從事科學研究，但公共課、基礎課老師任教后，往往脫離了科研環(huán)境，“科研這件事只要一放下，再把它拿起來，確實很麻煩。”
而且，諸如高數(shù)一類的基礎學科，本身已經(jīng)有了足夠成熟的體系，推翻這些理論的可能性很小，取得科研上的突破本身也很難。
所以，科研成果豐富的專業(yè)課老師可以在三十歲出頭評上教授，而偏重教學的基礎課教師很可能直到退休依然停留在副教授職稱上。
蔣華松對此倒不怎么在意，反而是旁人時不時替他鳴不平。人事處的領導不止一次聽在職老師或是督導組的退休老教師感慨，“蔣華松早該評教授了。”
南林大人事處副處長韓建剛統(tǒng)計，過去幾年里，評高級職稱時，專業(yè)性老師每年都有5到10位評上教授，而基礎課老師，可能三四年時間里只評上一兩位。
“開辟一條職稱評審的新通道”
今年3月，南京林業(yè)大學發(fā)布了《南京林業(yè)大學教學專長型高級專業(yè)技術職務資格條件(試行)》，經(jīng)過三個月的評選，蔣華松成為校內憑借“教學專長”晉升教授的第一人。
南林大人事處處長閔永軍說，學校從2018年底便開始籌劃推行這項新政策，希望為“教學專長型”老師提供一條不唯科研論的職稱評審新通道。但具體什么是“教得好”?標準是什么?由誰制定?如何評估?怎樣才能更加客觀公正?因為在國內高校里沒有成熟的經(jīng)驗可以參考，閔永軍甚至研究過中小學教師的職稱評審機制。
最終，學校將這次“教學專長型”老師的評選劃定在基礎課老師范圍內，涉及高等數(shù)學、計算機、大學英語、機械制圖等40多門具體課程。
在最終制定的方案里，流程包括自主申報、篩選、師生評價、專家評價等部分。整個過程不看科研論文，只看教學質量。教學質量的評估由三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同行評價，學校教師和督導組成員到候選人的課堂上聽課、打分;第二部分是學生評價，對過去五年的畢業(yè)生進行問卷調查;第三部分是專家評價，學校請來校外的省級、國家級教學名師組成評審團，隨機抽取每位候選人的三段長達45分鐘的課堂視頻，評審團從教學理念、教學手段先進性、師生課堂互動等方面，對候選人的教學質量進行打分。
最終，多重評估的結果指向了蔣華松。
南林大職稱評審的新政策迅速在業(yè)內受到關注，“不需要一篇論文就能評上教授”的說法也被放到媒體的標題上。網(wǎng)友們?yōu)檎叩膭?chuàng)新點贊，認為分類評估、人盡其才，能促進提高高校教師的教學質量，改變“重科研、輕教學”的現(xiàn)狀，回歸教學本位。
但質疑聲也隨之而至。教而不研不深，脫離了科研的教學是否有質量?科研成果可以由論文體現(xiàn)，但教學成果該如何量化?“教得好”的標準是什么，是否會過于主觀，最終淪為人情?教授的績效考核離不開科研，那么靠教學評上的教授該如何考核?
南林大人事處副處長韓建剛說，本次職稱評審新政策中，老師通過教學專長評上教授之后，有單獨的考核體系，主要以教學為主。
南京市委黨校社會學教研部副主任李菁怡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固定的規(guī)格和參數(shù)是不能彰顯一個人的真正價值的，單純的學歷、資歷、論文不足以反映一個人的能力水平。而南林大的政策創(chuàng)新有利于破除過去“重科研、輕教學”的痼疾，糾正“唯學歷、唯資歷、唯論文”的三唯傾向，讓那些潛心教學、專攻教學的老師們職稱晉升不再那么困難，最大程度地激發(fā)教師隊伍的積極性，促進教學科研同頻共振。
“我們期待更多學校能根據(jù)自己學校的實際，在職稱評審中探索出更多公平合理的改革舉措。”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天定說。不過，“也要注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片面強調科研到無視科研的價值”，他認為，在改變單純以論文數(shù)量論英雄的評價體系過程中，也不能忽略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積極推動這項工作的同時，認真聽取各方意見，形成客觀公正的評價標準，才是改革的正途。”
官方語境下，學校希望通過這一次的職稱評審改革，提高基礎課老師的歸屬感和幸福感。從另一方面來講，評上高級職稱，也意味著更優(yōu)厚的薪資、更榮耀的地位、更廣闊的平臺。
不過，無論是“虛的”感受，還是“實的”便利，蔣華松好像都不怎么在意，他更關心的是上節(jié)課的一元函數(shù)極限運算，學生掌握了沒。
沒發(fā)表論文評上教授,評教授,發(fā)表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