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甲辰年5月29日，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眾文友來到了黌門街莫爾畫室，順便參訪了畫室對面剛剛創(chuàng)建的“黌門•存古學堂”，感受到了成都老街的歷史文化積淀，由此和存古學堂的“前世”“今生”結下了不解之緣。而這緣分，和四川省散文學會幾位領導的盛情邀請有關吧。
時隔三個月后，我和眾文友再次受邀來到位于玉林街道小天竺街的成都市石室錦城外國語學校，參加“攜手名家•校家社共建人文教育基地”研討會。這所學校就是原來的成都十六中，曾為四川存古學堂的舊址所在。研討會前，我們參觀了學校新建的歷史陳列室，存古學堂再次打開了腦海中的歷史之門。
兩次有意思的文化教育活動均涉及響亮的名字“存古學堂”，一個是百年前創(chuàng)立的“四川存古學堂”，一個是新創(chuàng)建的“黌門•存古學堂”，因四川存古學堂和四川大學歷史系、中文系的歷史有著深厚的淵源，筆者曾就讀于四川大學歷史系，并曾留校在歷史系檔案系教書。這種難得的機遇引發(fā)了筆者濃厚興趣，于是搜索各種歷史文獻，尋找各種記憶，寫下此文。
前世
人和社會的前世今生，或許是一種歷史穿越的想像。一個知名學校的前世今生，更讓人有一種莫名的感受。
存古學堂的前世，當然就是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四川存古學堂，學界對此研究甚多，本文只略說其重要的節(jié)點：歷史背景、成立時機、教育體制、名稱變更、教學主科和次課，以及一些名人逸事。
清代晚期，西學東漸，新學興起，中國兩千年的科舉制受到嚴重沖擊并面臨崩潰，同時傳統(tǒng)的中華文化也遭到批判和貶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湖廣總督張之洞為代表的部分政府要員倡導各省建立存古學堂，并于1905年在武漢成立了首家存古學堂。為何取名“存古”？本意就是“保存國粹”，就是要在教育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努力保存幾千年傳承下來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同時強調要“尊孔為主，崇尚道德，期養(yǎng)成高尚之學風”。百余年前的四川教育經過1903年癸卯學制改革，逐步創(chuàng)立了高等、專門和實業(yè)學堂等新的學校體制，“學堂”替代了過去的“書院”，四川存古學堂也于1910年5月應運而生，躋身于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的主陣容。
四川存古學堂是以青少年+成人教育為主的專業(yè)學校，教育體制上分為中等科(修業(yè)五年)、高級科(修業(yè)三年)兩類，實行彈性學制，學業(yè)時間3—7年，學生根據自身需求予以選擇。當年“選求文理素優(yōu)之生徒，備文申送，嚴加甄考”，可見對學生的入校條件要求很嚴，主要在前清舉人、貢生、秀才、監(jiān)生和新式中學堂學生中挑選優(yōu)秀學子，年齡放寬到40歲，首次入學者為100人。
“四川存古學堂”這個最初的校名只匆匆存在了兩三年時間，它的命運起伏和改朝換代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就在它成立的第二年，四川就爆發(fā)了聞名全國的保路運動，并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第一任校長（監(jiān)事）謝無量先生就曾積極投身于保路運動。幾個月后，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在政權更替的風云變幻之際，四川存古學堂也于民國元年（1912）2月更名為“四川國學館”，同年11月又正式并入“四川國學院”，該國學院遷入國學館舊址（原四川存古學堂校址）。在這以后，四川存古學堂數易其名，先后更名為“四川國學學校”（1914）、“四川省公立國學專門學�！保�1918），此期學生的年齡多在16—27歲之間。
1927年，西方教育體制的影響更漸深入，“改大”——各校改為大學的風潮席卷全國，成都的農業(yè)、工業(yè)、法政、外國語、國學五個專門學校由此合并為公立四川大學，由四川存古學堂演變而來的“四川省公立國學專門學�！庇�1928年成為公立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1931年，中國文學院遷至川大本部皇城壩校區(qū)，原四川存古學堂舊址的一半改建為濟川中學。
四川存古學堂成立之初，教學中對中學、西學、漢學、宋學的區(qū)別一直爭議不休，但開設的主科有三種：經學、史學、詞章。經學，就是傳承了幾千年的儒家學說，該學說到了宋代發(fā)展出了“程朱理學”，即稱之為“宋學”或“理學”。四川存古學堂選址在城南東巷子楊遇春故第，此處正好剛剛創(chuàng)建了一座崇尚宋代儒家“理學”的四先生祠（建于1909年），所謂“四先生”就是宋代蜀地的理學大儒范景仁、范純甫、張南軒、魏鶴山。由于“理學”本身仍屬儒家經學范疇，或屬于儒學的一個分支，可見創(chuàng)辦者對理學的無比推崇，甚至把“經學”和“理學”列成兩類；史學，眾人皆知中華史學源遠流長，這里不再解讀；詞章，亦為“辭章”，即中華辭賦、詩歌、散文、韻文之類的所有古典文學。以上三大主科可謂中華國學精華。除主科外，其他次課不斷增加，早已超出了國學的范疇：地理、理學（儒家經學之一）、算學、札記、篆隸、畫學、法學、醫(yī)學、品行、教育心理等等，涉及當今的地理、數學、醫(yī)學、書畫藝術、法學、心理學等等。
隨著學校數易其名，主課也有所變化，早先的經學、史學、詞章三大主科于1918年改為哲學、國文、歷史三科。并入四川大學以后，設置國文、哲學本科，1930年設中國文學系、歷史系，其師資、設備、圖書全部歸入四川大學。由此看來，四川大學后來聞名全國的中文系、歷史系，均與四川存古學堂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淵源。
存古學堂的前世還影響到了地名的變更。民國初年，成都城南的東巷子改名為黌門街，后來又開辟出國學巷（1925），這些街頭巷尾的歷史故事都和四川存古學堂的創(chuàng)立以及后來改稱“國學館”“國學院”“國學學�！钡臍v史有著直接的關聯(lián)。但歷史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原點，存古學堂舊址改建為濟川中學后，解放后又先后改為成都十六中和現在的成都市石室錦城外國語學校，原四先生祠則毀于上世紀40年代。
這里需要提及的是，民國時期的成都以“存古”為名的學校不止一所，例如大慈善家焦酉山的萃杰堂就曾創(chuàng)建過“存古學�！钡�3所學校，后改為“萃杰小學”“萃杰中學”（即后來的大豐中學）。百余年前的崇州陳姓慈善堂私塾也成立了一所存古學堂（今崇州市崇陽街道毛橋社區(qū)1組），2020年已被列入成都市第十六批歷史建筑保護名錄。這些以“存古”為名的學校和四川存古學堂究竟有何關聯(lián)？這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崇州存古學堂舊址
四川存古學堂名稱只匆匆存在了兩三年時間，但并不意味著它的生命周期如此短暫，也并不能說明它于1912年就退出了歷史舞臺，而只是反映出百年前四川教育歷史的不斷演變的一個縮影。更名后的學校同樣在四川新的教育體制內開展教育事業(yè)，在保存和傳播中華優(yōu)秀國學、發(fā)展蜀學、培養(yǎng)國學專門人才、推動近代教育轉型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初創(chuàng)時期傳統(tǒng)國學的專修科，后來發(fā)展到大學的歷史演變，四川存古學堂走出了一條四川國學教育發(fā)展的獨特之路，似乎在全國各省獨樹一幟。
細數當年的風流人物，四川存古學堂（包括后來的國學院等）著名師生的閃亮身影有著別樣的風采，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貢獻甚至獨領風騷，值得認真回味。從1910—1927年間，擔任學校監(jiān)督（校長）、校長、院長的著名文人有謝無量、劉師培、廖平、宋育人、駱成驤、蔡錫保、向楚等人，著名教員更是眾多，形成了四川國學界的名流陣營。這里僅舉謝無量、劉師培、廖平、宋育人幾位校長。
謝無量，原名謝蒙，中國近代著名學者、詩人、書法家，年僅20余歲就被聘為首屆四川存古學堂的監(jiān)督（校長），后來擔任國內多所大學教授。建國后歷任川西博物館館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曾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并邀請合影留念�！秱惱韺W精義》《中國大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婦女文學史》《青城雜詠》（詩集）《謝無量自寫詩卷》（書法集）是其代表作。
廖平，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四川著名經學大師，1912年在四川存古學堂講授經學，后任四川國學學校、公立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校長，此間兼任國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華西協(xié)合大學教授。廖平一生經學著作多達118種，形成了融合古今中西各種學派、富有時代特色的一個經學理論體系。
劉師培，中國近代著名經學、史學、文學大家，晚清民初政學兩界的風云人物，著有《左盦集》《詞錄》等專著74種。筆者就讀川大歷史系時，劉師培和章太炎的名聲就曾如雷貫耳。2024年5月，筆者偶訪江蘇省揚州市，在一處清代老街上有幸看到了劉師培故居，特地拍下作為紀念，后來方知劉師培20多歲就任四川國學院院長，這也許是百年相識的一種“緣分”吧。
宋育仁，清末進士，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家，四川近代史上“睜開眼睛看世界”第一人，巴蜀維新運動領袖、報業(yè)鼻祖，主講“中國自強之學”。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宋育仁遭罷黜后蟄居四川。宋育仁著述頗豐，主要有《時務論》《時務論外篇》《借籌記》《泰西各國采風記》《經世財政學》《經術公理學》《庚子秋詞》《哀怨集》《三唐詩品》《問琴閣叢書》等。2006年，成都三圣鄉(xiāng)政府在“幸福梅林”重修了“東山草堂”，為宋育仁立像，為此地增添了歷史文化氛圍。
四川存古學堂不僅名師輩出，培養(yǎng)出來的杰出學生也有不少，如蒙文通、向忠魯、彭云生、廖宗澤等等。這里專門介紹著名學術大師蒙文通。蒙文通是中國近現代杰出的歷史學家、近代“蜀學”傳人、經學大師。他“出經入史”，貫通經、史，旁及佛道，學術大家風格涉及思想史、史學史、先秦史、宋明史、古民族、古地理、道教文獻整理等，《古史甄微》《越史叢考》《古史甄微》《中國史學史》《經學抉原》《周秦少數民族研究》《輯校李榮老子注》《輯校成玄英老子義疏》等學術成就多達230余萬字。蒙文通從上世紀20年代起就執(zhí)教于成都大學、成都師范大學、成都國學院、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范學院，40年代曾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建國后任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員、學術委員，并先后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協(xié)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員。
蒙文通
本文為何專門提及蒙文通先生？原因有二：一是筆者就讀四川大學歷史系時，指導論文的恩師蒙默就是蒙文通先生的次子，當年蒙默老師曾多次講述蒙老先生的事跡，還向我介紹了一幅中央級學術委員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的照片，蒙老先生位列前排，此幅照片一直烙入我的腦海。二是四川存古學堂閃現著蒙老先生的身影。蒙文通于1911年就讀于四川存古學堂，直到四川國學院成立，在長達五年的學習期間深得近代經學大師廖平、劉師培、吳之英等名師的指點，他后來的輝煌成就和四川存古學堂的學習經歷有關。2024年10月，四川大學、中國先秦史學會、中國宋史研究會等單位舉辦了紀念蒙文通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可見其學術影響力巨大。
四川存古學堂成立到現在，轉眼已過百余年，當年的著名師生不勝枚舉，這段歷史從某個側面書寫了四川近代教育的曲折經歷。讓我們永遠銘記四川存古學堂的名師名人，他們都是四川教育界、學術界、文學界的精英和驕傲，有的甚至譽冠全國！
今生
如果前世是今生的穿越，那么今生可以視為前世的開拓和延續(xù)。
歷史如滄海桑田。從四川存古學堂成立至今，時光穿越了114年，經歷了三度改朝換代，國家從苦難中崛起，正在朝著偉大的中國夢邁進。進入新時代，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位居全球第二，教育事業(yè)迅速成長，弘揚和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方針，社區(qū)治理出現了重大變革。昔日的黌門街成為成都市武侯區(qū)玉林街道下轄的一個社區(qū)，四川存古學堂的舊址從民國時間的濟川中學先后改為成都十六中、成都石室錦城外國語學校。
回顧四川存古學堂長達21年的歷史，晃如隔日之夢，仿佛又是觸手可及的故事。
甲辰年9月初，當我們走進成都石室錦城外國語學校參加“攜手名家•校家社共建人文教育基地”研討會，仿佛看到了四川存古學堂的一些身影�！靶＜疑纭惫步ǖ娜宋慕逃�，其主題就是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黌門•存古學堂”延用了當年為四川教育事業(yè)做出貢獻的“存古學堂”的響亮名稱。當年四川存古學堂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由清末四川政府推動而創(chuàng)建的教育模式，而今天的“黌門•存古學堂”則是在新社會新時代走出了另一種“校家社”三位一體協(xié)同育人的嶄新模式。
如何理解三位一體的“校家社”？“�！本褪撬拇ù婀艑W堂原址所在的成都石室錦城外國語學校，另外還有弟維小學、錦里小學、玉林小學、磨子橋小學、計算機實驗小學等學校協(xié)同參與；“家”就是家庭，即為需要進一步接受學習的學生服好務；“社”就是社區(qū)，“黌門•存古學堂”即黌門街社區(qū)積極支持打造的項目。放眼當前，無論城市街道社區(qū)還是鄉(xiāng)村振興建設，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都是現代治理的重要抓手，把黌門街歷史文化資源轉變成今世的存古學堂，并引領走向“校家社協(xié)同育人人文教育基地”，正是推動社區(qū)文化建設的重要項目�！包Z門•存古學堂”雖然并非為政府直接打造的文化教育項目，但社區(qū)是街道的最基層組織，是黨和政府政策的重要執(zhí)行單位，這種三位一體的“校家社”協(xié)同教育的新模式既融合了四川歷史文化的資源，又是社會各方力量整合起來開拓創(chuàng)新的一種舉措。
“黌門•存古學堂”是延續(xù)四川存古學堂歷史文脈、發(fā)展“校家社”人文教育基地的主要陣地之一。比較百年前存古學堂的教學科目，當年以經學、史學和詞章這三種國學為主科，其他次課則穿插了若干中西方教育課程，而“黌門•存古學堂”的課題分類則以藝術、文學、科學為主，通過人文教育基地建設，在相關領域專家團隊的支持下，調動學校、家庭、社會、企業(yè)等各方力量，開展相關交流和公益教育活動，以此補充學校教育的不足。目前“黌門•存古學堂”常態(tài)化開展的活動豐富多彩，如“藝術大師講堂”“與作家做朋友”“作家課堂”“大畫（話）自然”“科學發(fā)芽芽”等特色人文教育活動；“刁榮普心理療愈寫作”“趙川教授科學家書房”等特色教育項目；發(fā)起并承辦“存古兒童文學獎”。
百年前存古學堂的教育對象是16—27歲之間的優(yōu)秀青少年，新創(chuàng)新的“黌門•存古學堂”則是以接受校外新知識的中小學少年學生為主。頗有意味的是，“黌門•存古學堂”的位置正好在四川存古學堂原址的斜對面，在這里學習的“新存古人”似乎可以回味百年前的歷史韻味，在這里暢想當年名流師生的身影，并成為其敬仰和學習的楷模，激勵其奮發(fā)向上。
“攜手名家•校家社共建人文教育基地”堪稱新時代的一種探索，成功與否的關鍵是“攜手名家”。在名家的指導下，才可能培育出熱衷于文學、藝術和科學的青少年學生以及優(yōu)秀人才。在四川省散文學會青少年作家專委會的組織下，進入人文教育基地的文學、藝術界名流眾多，如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名譽副主席、著名文藝評論家、辭賦家何開四榮先生就被聘為總顧問，四川省散文學會會長丁仕強和副會長藍天等作家，黌門街社區(qū)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申民輝擔任顧問；四川省散文學會知名作家擔任了導師。他們將幫助來學習的孩子們成為“愛上寫作、書寫人生精彩”的“新存古人”。和“黌門•存古學堂”有關的人文教育基地名人眾多，這里僅舉數例。
何開四，人文教育基地總顧問，曾任《當代文壇》主編。主要著作有《批評與探索》《血染的風采》《藏醫(yī)大師措如才郎》《制勝十三韜》等十余種，擔任《四川建國50年文學作品選·評論卷》《四川中青年作家評論集》等多部文集主編，內容涉及當代文藝評論、報告文學、近百集電視劇作品，共300多萬字。何開四先生還揮毫寫下了《巴蜀文化賦》《成都賦》《大地賦》《中國農業(yè)賦》等百余篇賦文，被《中華辭賦》雜志譽為“辭賦三大家”之一。他長于文化策劃，不僅撰寫了四川省大型雕朔《巴蜀文化墻》《國窖文化廣場》《構建瀘州水路雙城設想》等創(chuàng)意文案，還擔任《四川國際電視節(jié)開幕式文藝晚會》《大唐華章》《巴蜀華章》等若干大型文藝晚會的創(chuàng)意及總撰稿。
楊菁芝，“黌門·存古學堂”院長，四川省散文學會副會長、青少年作家專委會主任，《四川青少年散文作家》微刊總編輯。中國初級衛(wèi)生保健基金會、《中國少年報》“關愛青少年健康成長”特約公益作家。
刁榮普，“黌門•存古學堂”榮譽院長，從教45年的全國優(yōu)秀教師。曾任四川省首屆十佳女校長、成都市武侯區(qū)教科院副院長、四川省政府督學專委會委員、成都市政府督學、四川省青少年散文學會專委會首席教育專家等職務。榮獲中國“陽光教育”創(chuàng)始人、全國十大人氣校長、成都市特殊貢獻專家等榮譽稱號。出版《一路有陽光》《如何有效幫助孩子》《因為修煉所以陽光》《小學語文知識表解》《小學語文學習指導叢書》等著作。
張華，成都石室錦城外國語學校黨總支書記、校長，曾長期任職于成都市棕北中學并擔任學校領導職務。任四川省學校文化建設研究會理事會以及成都市陶行知研究學會常務理事、電子科技大學成都研究院名譽顧問、西華師范大學客座教師、武侯區(qū)人民政府督學、四川省散文學會青少年作家專委會教育專家等社會職務，榮獲成都市骨干教師、武侯區(qū)優(yōu)秀共產黨員、武侯區(qū)優(yōu)秀校（園）長等稱號。
如果說百余年前的四川存古學堂走出了四川國學體制變革和創(chuàng)新之路，今世的“黌門•存古學堂”則是整合、調動家長、學校、社會、企業(yè)等多方力量，努力探索著另一種別具一格的品牌創(chuàng)新之路，并得到了武侯區(qū)政府相關部門及街道的肯定和支持。
回眸存古學堂百年歷史，也許就是一種穿越！9月初，我們來到了成都市石室錦城外國語學校，在“攜手名家•校家社共建人文教育基地”研討會之前，張華校長向來賓詳細介紹了“存古學堂”陳列室。
何開四先生和作家們一起在昔日存古學堂舊址門前合影留念
筆者和眾文友向該校贈送圖書
“存古學堂”陳列室中，一幅溫婉秀麗、內蘊厚重、余味無窮的作品映入眼簾，原來是“黌門•存古學堂”榮譽院長刁榮普撰寫的《學新存古》：
錦水春風，鳳翅輕飏；
翠柳撫岸，鷺鳴悠長。
應律和鳴，書聲清朗；
通材惟學，雛音韻唱。
無量傳薪，積厚留芳；
經世研修，濟民安邦。
與子同袍，育夢成光；
萬里啟新，澤被一方。
站在四川存古學堂舊址，雖然再也看不到昔日存古學堂、四先生祠的歷史輪廓，但校內幾棵古老的黃葛樹依然聳立在眼前�！斑@棵大樹已有170多年的歷史，疫情期間曾經遭遇雷電之霹，瀕臨枯萎死去。我們把它保護下來，讓其長出了新芽，重新煥發(fā)出了勃勃生機”，石室錦城學校的張華校長指著那棵最古老的黃葛樹說道。這段“枯木逢春”的故事讓人聯(lián)想到此樹必定和清朝名人楊遇春故宅有關，更讓我們感受到這也許就是四川存古學堂“前世”“今生”的某種寫照吧！
（作者簡介：劉文杰，歷史文化教授，四川省作協(xié)會員、四川省散文學會會員、四川省通俗文藝研究會顧問。出版長篇歷史小說《大新王莽》、中國第一部知青運動史《光榮與夢想——中國知青二十五年史》等文學、文史等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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